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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回忆庐山会议每晚吃六粒安眠药都睡不着

2019.06.30 来源: 浏览:0次

黄克诚在20多年后的“自述”中说: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吃两粒,这时每晚吃到六粒,还是不能入睡……

在开常委会的过程中,各地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已陆续上山,毛泽东的一个更大计划已经开始。8月1日晚,周恩来召集了一个短会,宣布八届八中全会于8月2日开始,毛泽东将发表讲话。那天晚上,彭德怀在走廊坐着乘凉,向秘书们谈起这两天党委会的情况,哀叹地说:“主席批评我这次写信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目的地向党进攻,我实在难以接受。”他边说边摇着头。8月2日早上,即八届八中全会正式开幕的那天,他抱着难以名状的心情,自言自语道:“我已经够臭的了,这次还要把我搞臭。不过这样也好,这样才能在全军消除我的影响。”说着,大步走出门,向会场走去。

全会会场在庐山人民剧院即原来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旧址。会场里分散着摆了许多藤椅,大体有前、中、后之分,毛泽东的位置在舞台下面,靠近的就算前排。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另有14人列席会议。还是毛泽东先讲。他说,会议议程讨论两个问题:修改指标和路线问题。前一个问题,毛泽东只捎带了几句,重点讲路线问题:

“现在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路线是八大二次会议定的。发生了问题,起初我不清楚。上山后,有些同志就是要求民主,讲说话不自由,有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都不清楚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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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什么事。摸不着头脑,什么问题觉得不敢讲话。其实上山起初半个月是神仙会,闲谈一阵,没有什么斗争,并无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点紧张局势。因为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还不得要领,还不过瘾,要攻击、破坏总路线,要有批判总路线的言论自由。以批判去年为主,也批判今年,说去年工作都做坏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九个月,中央批评了刮‘共产风’、高指标,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收款’,逐步落实三级所有制等。九个月来这些工作,他们都看不进去,要求重新议过。他们要一种空气,要民主,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认为政治局扩大会不过瘾,讨论不够。现在开中央全会,请大家来,民主大些。他们可能还要扩大些,我们还有办法嘛,还可以开党代表大会嘛。明春准备开党代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9月、10月开也可以。1957年不是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吗?现在要求民主,这种形势,开头没摸清楚,看来是这么回事。庐山会议已开了一个月,今天开全会。新来的同志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开几天小组会,再开几天大会,最后做出决议。”

毛泽东又重复了他经常讲的两个问题:团结和允许犯错误,再次举出阿Q,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等等。毛泽东的这篇讲话,不但为全会规定了“反右倾”这一主题,还将彭德怀等人的问题,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

8月3日,在分组会一开始,毛泽东就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以及各组组长写了一封信,鉴于彭德怀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他不习惯称“主席”的情况,建议在会议简报上一律称同志。他提出,简报上对于同志的称呼不妥当,这种旧习惯应当改过来。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例如:主席,称毛泽东同志;总理,称周恩来同志;林总、彭总、贺总,称林彪同志,彭德怀同志,贺龙同志。其他,以此类推。请各组长在会上宣布一下,一律从4日起照此改正。也许毛泽东的姿态是“有错就改”,但称呼并没有就此全部改过来。特别是对毛泽东,都已习惯了称呼“主席”,改起来别扭,再者,对毛泽东的敬畏之情,也使他们难以直呼其名。

也许是因为刚上山的一些人还不完全了解庐山发生的严峻情势,毛泽东让刘少奇在4日晚主持召开一个通气会,由在山上的其他几位常委向刚上山的人介绍7月初以来的斗争形势,特别是两天政治局常委会对彭德怀等人批判的情况。

1959年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会场在会上最先讲话,讲得最多的是林彪。

林彪将毛泽东讲话作了概括后,又借其他常委的话说道:“我们几个人的意见大体差不多,就是揭发他思想意识方面的东西,他个人品质方面的东西,包括组织观念方面的东西。他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意识。我的直接印象,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不但对他的下级当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作一个大英雄。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林彪又借用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这次对他的问题,他的思想,看得很重。他的这一套,在这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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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暴露出来,是我们党内一种右倾的政治危险,发展下去,是极其危险的,那会动摇、破坏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另一方面从长远来说,他是我们党里面的一个隐患,毛主席说,去年5月间讲党的分裂问题,主要是指他……”

这个晚上的通气会,从7点半到11点,林彪讲话占了一多半时间。细心的人已经注意到,在别的常委仍称彭为彭德怀同志时,林彪已经改口,通篇他没有叫一个“彭德怀同志”,而是以“这个人”或“他”来代替。林彪敏感的政治标尺已经将彭德怀划了另册了。

在当时的情况以至此后的许多年里,由于毛泽东的巨大权威性和感召力,使得党内没了不同意见,极不正常的众口一词,人们逐渐习惯不是从实际中认识问题而只是从毛泽东的讲话里寻找差距了。言必称“主席”如何讲,不敢越雷池一步。于是庐山对彭德怀的批判,再也没有出现不和谐音,都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会的调子,把矛头一致对准了彭德怀。即使有共鸣,也不敢做声;彭德怀孤掌难鸣,有口难辩,陷入了被“口诛笔伐”的境地,而追逼“反党集团”更是“水深火热”……

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写了两篇东西印发给会议:一篇是《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另一篇是《关于枚乘〈七发〉》。有关“机关枪和迫击炮”的那篇文章虽小,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迹。以后近20年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特别是“党内斗争”,其指导思想皆出自于此。这篇短文把与彭德怀等人的矛盾进一步定性为“阶级斗争”:“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虽然毛泽东夸大了“阶级斗争”,但在人事处理上,毛泽东仍照他的“老规矩”: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看二帮:“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然而,庐山斗争并不像毛泽东理论指导的那样平稳。常常是毛泽东说“来点火”,下面顿时火光一片;像林彪、康生那样的人,常常是“火中取栗”,别具用心。庐山的斗争是无情的。黄克诚在20多年后的“自述”中说: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吃两粒,这时每晚吃到六粒,还是不能入睡……彭还在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我别那么紧张。我说:右倾机会主义还不要紧,“反党”可就要紧了,我确实是很紧张。彭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有什么别的想头。又劝我别悲观,似乎他还比我乐观些。但也不便多说,马上就走开了。……“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小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以后,彭、黄、张、周等人被定成了“反党集团”,并认定是“高饶反党集团”的继续。这些人被保留了原先在中央委员会中的职务,但都调离了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岗位。

会议结束后,九江机场已经准备好专机,以每15分钟一个航班的间隔,将多数与会者送往北京。彭德怀成了“孤家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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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那架飞机稀稀落落地坐着几个人。除彭德怀和他的妻子浦安修及身边的秘书、参谋外,参加会议的只有张爱萍上将一人。飞机飞至微山湖西侧高空时,遇上一场暴风雨,全部飞机临时改降济南机场。中午在济南一个宾馆里就餐,整个食堂桌桌满座,唯独彭德怀那桌只有他一人孤零零地吃饭。与上山时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这年的国庆正好是“十年大庆”,在天安门前的盛大典礼上,人们再也见不到功勋卓著的彭德怀元帅,取代他检阅部队的是新任国防部部长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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